美国犹太女作家辛西娅·奥齐克反映犹太浩劫——纳粹集中营及其后遗症——的代表性短篇小说集《大围巾》与托妮·莫里森表现黑奴制——逃亡奴隶悲惨遭遇及其后遗症——的长篇力作《娇女》（1987）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位少数裔女作家细腻刻画失去幼女的母亲如何期盼她们复活、想象她们还在人世的复杂心态，特别是内疚和悔恨。
罗莎在集中营被纳粹士兵强暴怀孕，生下混血儿玛格达。因怕被发现后母女性命难保，遂用大围巾将玛格达裹起，行军时藏在怀中，到广场集合时则留在室内。不幸的是，玛格达被纳粹士兵发现，抓去扔在铁丝网上电死。罗莎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幼女被士兵扔有电网上死去。这是短篇小说《大围巾》所描述的情节，令人发指。
与莫里森的《娇女》在主题上更接近的却是《大围巾》的续篇，即比它篇幅长好几倍的中篇小说《罗莎》。《大围巾》写的是纳粹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为《罗莎》提供背景。后一个故事发生在四十年后，突出那场浩劫的后遗症。几十年来，罗莎一方面仇视斯特拉，认为正因为她偷了玛格达的大围巾，导致了后者的惨死。另一方面，罗莎又想象玛达格没有死，而是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实现了她自己和母亲的心愿。罗莎用波兰文给想象中的玛格达教授写作，满屋子都是信纸。这时的罗莎令人想起《娇女》中的瑟思。瑟思当奴隶逃亡时为使女儿免遭奴隶主迫害，亲手割断了两岁女儿的喉咙。一、二十年来，她深受良心谴责，内疚不已，觉得幼女回来报仇，满屋子闹鬼。实际上，两位母亲最大的希望是死去的女儿能够奇迹般地复活。只有这样才能可能治好她们心头的“后遗症”。
两位作家着力描写由两个真实的女人加一个虚幻的女儿组成的三女之家在一个男人间接或直接闯入后，母亲心理上发生的变化。罗莎和侄女斯特拉虽不住在一起，但书信往来频繁。两个孤独的女人互为依靠，斯特拉在经济上接济罗莎，仿佛女儿供养母亲。在罗莎的心里，女儿玛格达永远活着，她不断用优雅的波兰文给已成著名学者的玛格达写信；她给斯特拉的信则是用英文写的，因为后者已忘了波兰文。她们就这样生活了几十年。在罗莎五十八岁的那一年，有一天她在洗衣房碰到一位读意第绪报纸的老人——七十一岁的西蒙·珀斯基。他太太因患精神病长期住在私人医院里，所以他现在可以算是一个鳏夫。罗莎和他都是华沙难民，在迈阿密相遇。他的出现使罗莎更经常地回忆过去，想念玛格达。但同珀斯基的闲谈使罗莎暂时走出过去的阴影，直面现实生活的挑战。这个中篇的结尾似乎预示着罗莎要开始新的生活：珀斯基第一次登门拜访，屋子里没有了玛格达的影子。
在《娇女》中，瑟思和女儿丹佛所住的124号经常“闹鬼”，没有什么街坊同她们来往。两个孤独的女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十八年来，瑟思无时不想着她的另一个女儿——被她亲手杀死的丹佛的姐姐。有时从田里回来，开门时仿佛看见一个穿裙子的无头少女坐在桌前等着她。也许是命运有意捉弄瑟思，要让她内疚不已的心灵再经受复仇的煎熬。杀女十八年后的一天，外出归来的母女发现家门口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陌生女子，执意要进124号。问她的名字，得到的回答是“娇女”——屈死幼女坟头上的名字。凭着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瑟思收留了她。娇女经常凝视瑟思，好像永远也看不够似的，又好像久别的女儿回到母亲身边后要补偿离别造成的损失。娇女的到来使瑟思发生了变化。以前丹佛问起她过去的经历，瑟思总是顾左右而言它——不想谈，因为一谈就心痛。现在不同了，娇女的提问，如瑟思带过的耳环到哪里去了，仿佛在有意提醒她去回忆。驱散了困扰124号的幽灵，使它不再“闹鬼”。
由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有很明显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罗莎》的主人公是犹太人，《娇女》写的是黑人。奥齐克和莫里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约而同地发表反映犹太人和黑人悲惨命运后遗症的文学作品，代表了这两个民族对自己苦难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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